這是一支由8名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骨干教師、12名學生組成，吸收國內外19家合作單位59名成員先后參與的考古隊。他們堅守知識報國的初心和使命，與時代同呼吸，與祖國共命運，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堅定傳播中華文化，促進與絲路沿線國家文明交流互鑒。20年來，他們用不懼艱辛的穩健腳步丈量著絲綢之路，用孜孜以求的科學精神尋找歷史印記，用尊重包容的品格架起絲路文明對話的橋梁。他們直面科學研究前沿和難關，填補多項考古研究空白，把中國游牧文化考古理論和實踐帶入國際領先水平，構建了絲綢之路考古的中國話語權和研究主導權。
絲綢之路的開創者是中國人 但其考古研究卻被西方國家把持和主導
今年68歲的王建新對30年前一場學術報告記憶猶新。1991年6月，日本著名考古學家樋口隆康來西北大學作關于阿富汗考古的學術報告，作為考古工作者、同時又精通日語的王建新擔任翻譯。報告過程中，樋口隆康問到：“中國境內月氏的考古文化遺存在哪里？”滿座啞然。樋口隆康接著說：“要知道，中國才是月氏的故鄉。”
月氏是曾經活躍在我國西北地區的游牧民族，在西漢時被匈奴擊敗西遷中亞。公元前138年，張騫為聯合大月氏夾攻匈奴，第一次出使西域，由此打通了漢朝通往西域的道路，標志著舉世聞名的“絲綢之路”全線貫通。
作為中國的考古學者，卻說不清楚一支故鄉在中國的游牧民族的歷史蹤跡；絲綢之路的開創者是中國人，但其考古研究卻被歐美及俄羅斯、日本學術界所把持和主導……樋口隆康之問，深深刺痛了王建新。
痛心之余，他下定決心，“一定要在絲綢之路考古方面有所建樹！”1995年，在西北大學太白校區一間不足20平米的辦公室里，王建新和同事們一同畫下了西北大學考古學科宏偉的學術藍圖：“立足長安，面向西域；周秦漢唐，絲綢之路”。
20余年間 沿著張騫的足跡探尋到月氏遺址
做出了充分的學術準備，1999年，一支由西大考古專業專家教授和學生組成的考古隊，走出了“象牙塔”，走進了茫茫戈壁，這一走就是20余年。國內十年考古，數百次往返于陜西、甘肅、新疆。王建新等人在實踐中提出了“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論，打破了學術界長久以來“游牧民族居無定所”的論斷。2007年，團隊在東天山地區發現了疑似是大月氏的王庭遺址的“東黑溝遺址群”，該成果入選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然而這個重大發現到底是不是大月氏遺址？要想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就必須走進中亞，沿著其西遷路線“走出去”，找到西遷中亞的大月氏遺存，做到兩相印證。
2009年，王建新成為了首個進入中亞開展考古研究的中國學者，開啟了10余年的中亞考古之旅。從東天山出發，追蹤月氏西遷路線，到達了烏茲別克斯坦。在境外考古工作中，考古隊逐步探索出了“大范圍系統區域調查與小規模科學精準發掘相結合”的研究模式。2015年，考古隊先在撒馬爾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帶找到了屬于康居文化遺存的撒扎干遺址，這個發現令人振奮不已，因為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張騫當年正是經康居抵達月氏的。
功夫不負有心人，2016年，考古隊在烏茲別克斯坦南部小城拜松發現了拉巴特墓地，經過對時空范圍、文化特征等方面的系統比較研究，國際學術界一致認可，拉巴特遺址很有可能就是尋找已久的西遷中亞的大月氏！考古隊用中國話語為闡釋絲綢之路真實歷史提供了實證資料和科學依據。
“走出去”12年 中亞考古成果構建了絲綢之路考古的中國話語權
2016年6月，習近平主席訪問烏茲別克斯坦前夕，在烏媒體上發表的署名文章指出：“中國國家文物局、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西北大學等單位積極同烏方開展聯合考古和古跡修復工作，為恢復絲綢之路歷史風貌作出了重要努力。”訪烏期間，習近平主席專程接見了包括西北大學中亞考古隊在內的中方考古隊員。
“走出去”12年，中亞考古取得了階段性成果。2019年“中烏聯合考古成果展——月氏與康居的考古發現”在烏茲別克斯坦國家歷史博物館展出，引起當地公眾、國際學術界以及全球各大媒體的高度關注。烏總統米爾季約耶夫也給予了高度贊許，肯定了中烏聯合考古隊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這是中國科學家在中亞考古研究領域的重要突破。這些成果為用中國話語闡釋絲綢之路歷史提供了實證資料和科學依據，對國際學術界的一些流行觀點甚至寫入教科書的結論提出挑戰，從而獲得了不容忽視的學術話語權。
今后的考古工作將為推動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申遺”提供科學依據
“對絲綢之路的考古研究不能只有西方視角，還應有東方視角。”3月3日，王建新說，今年是中國考古學誕生100周年，而西方國家對絲綢之路的考古研究已經進行了上百年，占據了話語權，這一局面至今仍然沒被改變，“對絲綢之路的研究要長期做下去，這也是我們工作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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